宋公明
什么是国学？这确实是个很严肃的问题。国学和文学、数学的意思不同，并非是国家之学或者治国之学。文学、数学之类的学科，外国也有，不过外国人似乎没有什么国学。外国人也有研究中国文化历史的，有所谓中国通，一般称之为汉学家，他们似乎也不知道中国有什么国学。其实中国历史上，也没有国学这一说。历史上的大学问学家，例如孔子，董仲舒，朱熹，直到清代大才子纪晓岚，都没有被称为国学家，因为那时根本就没有国学这一说。
所谓国学，是从上个世纪初才出现的。
20世纪初叶，随着腐败的满清政权走向灭亡，中国延续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也走到了尽头。中国自从出了孔夫子，以后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一直把儒家学说奉为经典。而科举制度，又把知识分子牢牢地束缚在做八股文的轨道上，脱离不了四书五经。因此整个教育体系就是死读儒家经典，而与自然科学绝缘。从鸦片战争到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使中国的四书五经不堪一击，西方的新潮理论让中国士大夫们的满腹经纶无从招架，从而迫使一部分知识分子睁开眼睛去看世界，去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于是就产生了所谓西学，又叫新学。特别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把中国的落后挨打归罪于二千年来的封建制度，归罪于以孔子和四书五经，归罪于三从四德，父子君臣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和封建礼教。他们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提倡白话文，主张废除科举，废除跪拜等封建礼节，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主张文字改革，主张废除私塾，开办新式学堂，等等。这样一来，封建主义的旧文化也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
当然，任何事物都会有对立面，新文化运动也是如此。另外有一批文人认为，新文化运动否定了中华文化的根基，否定了中国固有的伦理纲常，未免太过激了，于是就用所谓“国学”以区别西学或新学而与之相对抗。所以所谓国学并非是一门独立的或是新产生学科，而只不过是将原有的儒家典籍四书五经赋予了一个新的名称而已。于是一场文化上对抗就在所难免了。
其实新文化运动的骁将们，也有着厚的中华文化根基，在与那些自以为满腹经纶的遗老遗少们的战斗中丝毫不落下风。正如鲁迅所说，从旧营垒中杀出，对旧营垒的情形往往看得格外分明，反戈一击，更容易致敌于死命。所以新文化运动搞得风生水起，波澜壮阔。而所谓国学大师们，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什么是国学，当然也给不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例如国学大师钱穆在其所著《国学概论》的“弁言”中说，“「国学」一名，前既無承，將來亦恐不立。”也就是说，国学这玩意，以前是没有的，将来也恐怕也不能生存。而“何者應列國學，何者則否，實難判別。”“不得已姑採梁氏清代學術概論大意，分期敘述。”也就是说，不得己只好采用梁启超的说法，以中国历代学说思想为脉络，加以阐发。那么钱氏所谓国学，似乎是中国文化思想发展史。而另一位国学大师章太炎，则认为四库全书的经史子集为国学之大成。但为钱氏所不取。由此看来，所谓国学，在这些国学大师眼里也是各有所见，这就难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也。当然，四书五经，经史子集，其中也包含有很多闪光的思想和有用的知识。但是作为知识的体系或教育的体系，则远远落后于时代了。现代知识体系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每一科学其中又分为各个学科。四书五经这种以科举为目的、眉毛胡子分不清的知识体系当然是无法与之相对抗的。正如朱自清所说，“我国旧日的教育，可以说整个儿是读经的教育。经典训练成为教育的惟一项目，自然偏枯失调；况且从幼童时代就开始，学生食而不化，也徒然摧残了他们的精力和兴趣。”
再说所谓的国学大师们，他们当中也不乏有识之士，学说上也有一定的成就。可惜的是他们的思想落后于时代。例如国学大师王国维，在甲骨文研究上有着重要贡献。但是他在思想上无法从封建主义的束缚中解脱，最终还是投湖自杀了，年仅五十一岁。又如国学大师钱穆，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天翻地覆，赤禍橫流，神州陸沉”深表愤慨，晚年又投靠蒋介石，曾作《總統蔣公八秩華誕壽文》歌頌蔣，被李敖骂得个狗血淋头：「知识份子反动到这步田地，真太令人失望！回想钱穆当年给我写信，标榜‘学问’与‘德性’的关系，如今‘学问’竟不胜阻止‘德性’的沦落，我真忍不住爲他悲哀！」
由于“国学”本身没有明确的概念，“国学”的知识体系不完整不科学，“国学大师”们的思想落后于时代，因此国学兴于上世纪之初，在五四时期与新文化运动作战时达到高潮，终于免不了落花流水败下阵来，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后走向没落。
但是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也许是因为气候返潮，所谓国学又有所抬头。进入本世纪，国学更是大有东山再起之势。然而什么是国学？仍然莫衷一是。一般的说法是“一国所故固有之学问”或“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虽然概念是模糊的，但是目的却是清楚的，就是“为了继承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欲以儒家思想再度一统天下。“盖五四比年以来，文化为之断层，道统为之不传。”什么文化产生了断层？什么道统为之不传？无非是四书五经，三从四德，父子君臣之类吧？所以所谓国学，目的在于国而不在学也。